引子
荧屏上第一次听到刘和刚演唱《父亲》这首歌，我这个四十来岁男人眼中的泪水怎么也插不干，爱人在一旁给我递过毛巾也无济于事，此后每次电视上播放这首歌曲，我都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态还是泪流不止。毕业二十多年后兰州同班同学张强来汉中出差，在请他吃“褒河鱼”时，他提起年大二秋天开学后，母校院报上刊登了一封家长写给学院的信件，开头第一句是“我是你校劳改法系88级学生韦鹏学的父亲韦锡春……”，同时这封信在母校每天中午定时广播中也全文宣读。他对我父亲的名字记忆犹新并询问我父亲是否安康，瞬间又让我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才缓过神来告诉张强，我父亲在年已经因病去世，那一晚我和他谈了很久很久我的父亲也就是我大（关中方言）。
1.党性
我大长相及其普通，身高估计最多1米65，从我记事起他就瘦骨嶙峋，是关中最为常见的农民形象。我大三岁丧母，九岁丧父，我老爷（曾祖父）把他养大。我大从小就显露出来聪明好学的一面。在我们蒲城孙镇人杨虎城的队伍担任营级军官的我大的一个堂叔看到后，就资助我大上学，年仅14岁的我大考上杨虎城开办的渭北最高学府尧山中学，听我堂伯父说我大是自己担着行李到50华里外的县城上学的。好景不长，两年后我大那个堂叔在中条山抗日作战中阵亡，失去资助的我大只有辍学回家。在村里他算是上过“高等学校”的，所以就当了类似文书的职务。
我大一直有“夹不住尿”的病根，尿一急立马就跑到埝背后或者躲在大柿子树后面解手，晚上睡觉前绝对不敢喝水。我长大后问我大为啥有这毛病，我大说这是当年吓得，我追问，我大就给我说内战爆发后，渭北一代中共地下党很活跃，我大在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永丰（荔北）战役前，县保安团到村里捉拿渭北游击队负责人韦应文，我大正在地里锄地，保安团几个团丁把枪顶在我大胸口追问韦应文下落，我大说他不知道（实际上我大知道），团丁就扣动扳机，虽然是朝天放的枪，但我大说他当时就吓得尿裤子了，从此就落下“夹不住尿”的毛病。这对于只看到电影里地下党们个个被敌人用尽酷刑、视死如归形象的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就笑话我大，我大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摇摇头笑一笑就不念传了。
解放后，我大一直在乡上担任文书一类的小干部，经历了互助组、农业社、大炼钢铁、大锅饭等运动。我大给我说过，当年很多农民不愿意入社，没办法他们只有强行把农民的牲口拉倒集体圈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我大眼睁睁的看到仅仅提了个意见的我堂伯父被打成“右派”下放，有点害怕，就在年主动从乡政府相应号召和我妈回家务农，担任村大队长；到了文革，只讲真话和当过国民党治下村文书的我大自然是被打倒和带帽游行的对象，到生产队饲养室窑洞里喂牲口是对他的惩罚，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大晚上一睡在炕上就唉声叹气说肚子疼，我就用小手给他揉肚子。睡在炕上，听着牲口吃草或者咀嚼的“喳喳”声，我大就给我讲《史记》、讲《三国》，讲“伍子胥过关一夜白头”“鸡叫一声生三子”、“甘罗九岁为宰相”、“霸王宁死不过江”“诸葛亮三气周瑜”“死治司马懿”等等。说实话，我记忆力好并对历史感兴趣就是从小受我大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我大从乡上弄了一本《彭德怀自述》回来，那几天他几乎没有休息的看完，甚至被煤油灯把头发都烧掉了一坨，他很自豪的对我妈和几个到家里开党员会的人说：咋样，我说彭德怀咋能是反革命么？老M他这个人把心哈了么！……总之，我大这个人对党那是绝对的忠诚，你可以说领袖或者领导人哪儿哪儿不对，但是绝对不能说党不对，谁说党不对他绝对会跟你急。当他看到邓小平复出后，逢人便讲“刘邓路线”要来了，那一阵，我大成天笑眯眯的。包产到户后，我们家抓阄抓到了我大最喜爱的一头黑骡子，在沟里犁地时，我大扶着犁我牵着骡子，我大罕见的用并不醇厚和擅长的声音高吼着秦腔《斩单童》“呼喊一声绑账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连黑骡子都欢喜的把犁拉得更快了。
八十年代初，国家给解放前入党的党员发一点补助，我记得是一个月几块钱，那钱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尤为珍贵。我大总是说领了钱要美美的吃一碗羊肉泡，但领了钱他却要盘算着家里的生活和我们的学费书本费，从来没有舍得吃过。国家同时给年主动回乡的也补助一点费用，我大到县上和渭南找了几次组织，看能不能给他和听过赵寿山、胡耀邦讲话的我妈也发一些补助，组织上审核后说我大不能骑双头马，我妈建国后才入党，不符合政策，我大就偃旗息鼓了。
年那年夏天，我大第一眼看到我出现在村头的收麦地里时，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一阵他天天收听广播看报纸，天天和我这个热血青年争论不休并训斥我不懂事、不懂历史，有一天甚至愤怒的从蹲着的椅子上猛然跳下来要用旱烟杆敲我，我的印象中他从未如此震怒过。那个暑假过得很不平静。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开学后我大这个农民老党员竟然瞒着我向母校院领导投递了那封刊登在院报上的信，内容就是对作为一名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党员没有教育好我而进行自责、并建议母校对我和类似我的学生加强党性教育，这封信给我带来的震惊无法用语言表达，也让我不得不冷静的思考自己的行为。
我大病重之时，我堂哥多次来看我大，并给我大数落很多共产党对我大的不公之处，要求我大皈依某宗教并接受洗礼，开始我大出于礼貌还说让他想想再说，后来听得不耐烦了，躺在炕上连起身都要我扶的我大直接用一句“这话不要再提哩，你这是羞我这个快五十年党龄的人哩”坚决回绝，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哭了！
2.处事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我大爱管闲事，看不惯的人和事他就爱说人家。邻里发生纠纷找他评理，我大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妈一直听成“万里长征今犹在”；村里弟兄们分家，或者谁家小的对老的不好，当家的老人都请他去说事、写东西，一般都还没啥事，但有一次竟然被其中一个成天“收拾”婆婆妈的“歪婆娘”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到我家门口，我妈气的落泪，我大就说“凡事都有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若干年后我休假探亲，这个“歪婆娘”被比她更“歪”的儿媳妇用电壶（热水瓶）当头浇了一壶头一天灌的热水，哭诉着找我大说委屈，我大还没开口，我这人记仇，就说“婶婶，我至今还记得你撵到我家骂我大嫌他说你不善待当家的事”，然而我大却还是摆起老资格教训那个儿媳妇去了，我害怕我大吃亏就跟着去了，这一次不知道是那个儿媳妇看我身穿警服有些怯火还是其他原因，总之听我大训医院去了。若干年后我观察农村，但凡当年对当家不好的人、爱笑话别人的人现在都很不幸，应了我大说的话。
八十年代之前，生产队红白喜事我大一般都是“总管”，他经常会把坐在方桌独有的两把椅子上的不知好歹的年轻人撵下去坐在条凳上，他也会把上桌子吃席的本村妇女撵下去，在关中农村特有的晚上祭奠哭丧风俗时，他会让不孝顺的孝子跪的时间长一点才给递酒杯然后板着脸说一句“对哩！别（bo）干嚎了！早弄啥去了？”；对那些孝顺的孝子，我大总是和蔼而伤感的说一句“好了，娃尽孝了，不哭了！起来!”。为这些事，我大得罪了不少的人，但依然不改。到后来，后生们成了“总管”，圆桌取代了方桌，妇女们也都上桌了，行一份礼全家都来吃席了，我大抽着旱烟和我堂伯父两个人哀叹这世道咋成这了！
3.做人
我一个脾气火爆的远房堂叔也是我家的东邻家，仗着人高马大经常为一点小事欺负我们家，我妈性格刚烈总是不服，我大却总是对着这个堂叔来一句“秦琼力大你莫夸，惹不起你我回家”，招呼我妈回家，我幼小的心灵里恨死我这个堂叔了。我上小学有一年，这个堂叔寡居的嫂子我叫玉玲婶婶与婆婆妈（我三婆）争吵，骂婆婆“我×你妈”，堂叔上去扇了她几嘴巴，玉玲婶婶就哭着到娘家求救，娘家一下子来了十几号青壮年聚集在我家，为首的就是我大姐夫的二哥和五弟（关中农村嫁女一般方圆不超过20里，碍于关系特殊，我姐夫没来），这个时候，我大我妈只需稍微“烧点火”，那天这个堂叔就完了，我心里也是这么渴望的。然而我大却挡在我家门口坚决不准他们过去打人，并厉声说是玉玲婶婶有错在先，放着谁都要扇她几嘴巴，你们要打他就把我这个老汉先打倒再说，我妈也说我大说得对。我姐夫的二哥和五弟当时就焉了。我大说这话的时候，我三婆就在门口站着准备抱打堂叔人的腿哩。那件事之后，我这个堂叔对待我们家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但凡大小事都来帮忙。多年后我问过我大，我大就说“做人做事要泾渭分明，落井下石的事咱不干”，这句话伴随我的一生。
我大病重之时，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给我和我大哥说前几年村里修路，家里没钱交，通过村上从基金会贷了元，这钱一直没还，死也要死的干净，不能赖账，让我们给基金会还了，我和我哥去乡上一问，连本带息多元了，这利息高的，当时很多农民都拒不偿还基金会的高息，但我大安排下来，我们也只能咬咬牙给还了，为这事我对这个基金会没有一点好印象。
听我妈说，我们家最多时八口人吃饭，在农村孩子多的家庭基本都是贫困的，更何况我们家先是女的多，工分几乎很难挣到，年年借粮。我妈就说我大的“渭家”（关中话，即我大的舅家）孩子更多11个，人家在偷生产队的粮食过日子呢，我大少见的向我妈大发脾气，并说“饿死不偷人，那是损德呢！”几十年后，我大的渭家有死的、有跑的、坐牢的、亲兄弟老死不相往来的，我大的话灵验了。
4.治学
我大最爱看书看报纸，纯粹的“书迷”，无论走在哪里，只要有书他就放不下手，因此我大当然也就治学。我大姐聪慧，文革后没有高考了，也就嫁人了；我二姐和我大哥上高中，家里贫困，我妈就说不行让我二姐辍学回家吧，我大咬咬牙“卖房也要供娃上学”，愣是卖了祖传的两间瓦房，这房一直到我大哥结婚前、二哥“挂线”（关中方言，订婚）前才勉强补起来。可惜那个时候是推荐上大学，我二姐还是因为我大受批斗的问题没有如愿，而我大哥赶上了粉碎四人帮当兵考上军校了。
三姐、二哥确实不爱学习，我大说我二哥是“扶犁的手，吆牛沟子的命”。而对于我和我弟，我大认为我们是“捉笔的手”，在我的记忆里我上小学那几年，开始我大和我妈听公鸡打鸣估摸时间叫我们上学，很不准。后来我大哥专门给我大买了一块手表，我大晚上就不停的起来看表，到了时间就喊我和我弟弟起床，冬天偶尔赖床，我大会把冷手塞进被窝拉我们起床。
我大对于我们的学习每次只看名次不看成绩，把我们的奖状用面粉做成的浆糊贴满在墙上。中考时我回来告诉他做错了一道题，我大一直比我还紧张；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分，我大就让我报陕师大，因为他听说师大的补助高、伙食便宜，将来当教师也好，但我却坚决不想就没报。从八月中旬开始，我大天天跑到大队部看有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一直等到9月初，西北政法录取通知书才送到，我打开一看是“劳改法”，心凉透了，产生了补习的想法。我大给我说：好我的娃哩，能考上大学就行了，别挑挑拣拣了！等到我弟上大学，情况还是一样。我大不仅对我们这样要求，对外孙们也是一样，孩子们一来“熬渭家”，我大就给他们（她们）教字、算术，我大姐家三个孩子、二姐家一个孩子也都上大学了。对此我大经常是骄傲的。我妈经常叹气说可怜我大去世早，没有看到我大哥的儿子留学英国、我女儿考上大学。
5.持家
我大这个人太勤快了，即就是在生产队喂牲口他都晚上起来几道添草。包产到户后，每天天不亮就扛着农具让我二哥牵着黑骡子下地干活去了，家里后院种满了辣子、茄子、韭菜、西红柿、刀豆，村头地里埇着大葱、点着萝卜、埋着洋芋，并且务的一手好棉花，果园里看不到草。我大去世后，我二哥一家人干完农活后宁可坐着看电视也不去做这些，只能买菜吃，我妈从我这里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再发脾气也无济于事，懒。
我大从不打骂孩子，并对我妈经常打我们、惩罚我们“顶砖”的行为斥责为“法西斯主义”，但我大对我们姐弟七人的教育那是相当严格的，他用毛笔字把“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写在纸上贴在堂屋的墙上，我三个姐姐出嫁后分别都是她们那个村最孝顺的媳妇，至今她们都几十岁了人了还是不上桌子吃饭，我爱人跟我经常回老家很难接受这样的风俗习惯。我们兄弟四个没有一个会抽烟的。我大哥18岁那年当兵走之前，自己拉土打胡基（关中农村特有的土坯），把门上空地都架满了！我七八岁时我大就让铁匠给我打制了一个专用小镢头让我自己在沟里挖防风、远志、地骨皮等中药材，开学前送到中药材收购点卖掉就是学费，我弟弟也传承下来。
按我大的安排，我大哥负责给我二哥娶媳妇、供我上大学，我毕业后供我弟弟上大学，我弟弟毕业后资助我二哥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和稍有残疾的二嫂一家，他和我妈跟着我二哥一家生活不分家。他常说他不到城里去，因为城里人“一天热、两天冷、三天撵”，他还抽旱烟爱吐痰，城里是水泥地吐不成，不像农村土地面吐了痰用鞋一ci就没了。我弟大学毕业分配本来联系到青岛的单位，我大死活不准我弟远离，因为我大哥转业到四川西昌，而我在汉中，对他来说都太远了，所以我弟就服从分配分到渭南纺织厂，我大说他终于熬出来了。
然而他熬出来了也就病倒了，如同那头黑骡子为我们家拉犁拉车一辈子终归老去一样（听我妈说黑骡子老死后那几天我大睡在炕上几天没起来，数月后我大就病了）。当他病重在渭南住院看到我弟几个月都发不出来工资时，我大后悔了。随后我大当着我妈的面给正在护理他的我交代说：伟（我弟小名）看来能自保就不错了，没让伟到青岛去是大没做对，现在看来你当警察工作是最好的，大给你说你以后把你二哥一家提携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含着泪点头。此后二十多年了，我妈除了挂在嘴边说我大一辈子命苦（去世还是八月初七）没有享过一天福之外，总是拿这给我安排任务：逢年过节该给你二哥寄钱了，秋麦两料该给你二哥寄钱了，屋里该翻修了，该给你二哥买个“电豹子”了（关中农村对三轮摩托的叫法），你嫂子住院该给交医疗费了，还要给你侄子提早准备结婚的钱了……在我偶尔为这些“摊派”发脾气或者抱怨时，我妈就流着泪把我大的照片端起来让我给我大说……
我大经常说，他一辈子没本事，没能给我们留下啥。我想说的是，不只是我们家，就连村子里的人都说我越来越像我大，无论长相、说话、做事都像极了，所以做儿子的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央求你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作者韦鹏学，西北政法学院劳动改造法系92届校友,陕西省优秀律师。（本文文字版权为作者所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与本文内容无关。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本白癜风的发病原因甘露聚糖肽注射液是不是治白癜风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