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好中医，做一个明白医，必须学懂弄通中医经典，现就如何提高人们对中医的信任度以及疗效认可等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
不论何种医学，疗效是硬道理，西医如此，中医亦如此。中医要振兴和发展，要想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必须在提高疗效上下一番苦工夫。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而疗效在于经典。谁重视经典，谁下苦工夫研读并不断地践行经典，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创新，谁就能将中医发扬光大。
而近几十年来中医的医疗阵地为何日渐萎缩，为何日渐不敌西医，且质疑并诽谤中医者大有人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中医的疗效在逐渐下降，不会用或不善于应用经方辨证论治的中医大有人在，而泛用时方甚或盲目地按照西医理论来套用中药的医生也不少见。
为何会形成如此局面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普遍存在着忽视中医经典理论，如《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神农本草经》，特别是《伤寒杂病论》的学习和应用。因为只有经典理论和经方，才是中医疗效的源头和根本。
综观中国医学史，不懂经典，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就不能成为医学大家；不会用经方，就不能治大病。张仲景熟谙经典而成为“上救君亲，下救贫贱之厄”的医圣。历代中医大师的辉煌成就和学术观点，无不受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深刻启迪。而现在，中医经典的学习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目前，中医教育未能充分重视经典理论的学习，医院校甚至将此定为选修课，以至于中医本科生毕业后还不太明白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不会用经方辨治病证，中医研究生的课题论文等亦很少涉及中医经典的研习和临证运用。
医院的业务开展上，医院比拼新设备、新项目的不良倾向。为何会出现此种局面呢？中医院管理者们也想发挥中医特色，医院以中医为主治疗的优势，但苦于真正会用经典理论和经方辨治疾病的中医高手太少了，中医疗效上不去，治疗没有特色，只能求助于西医西药为主，再配点儿中医中药辅助，最终有效了，可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虽然可以理解，但长此下去，中医谈何继承、创新、发展和振兴呢？
实际上，在一部分西医处理比较棘手的病症，如难治性心力衰竭、难以控制的心律失常、顽固性心源性和肾源性水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急慢性肝病、风湿病、肿瘤和肿瘤放化疗副作用的治疗等慢性疑难病症领域，中医辨治是非常有优势的。如果善于运用经方辨治，这些慢性疑难证（症）的疗效是完全可以胜过西医的。
医院不敢在此领域医院进行疗效上的竞争，究其原因在哪儿呢？
缘于不重视经典理论的掌握和应用，缘于真正懂得经典理论的中医太少了，缘于真正明白《伤寒杂病论》精髓的中医太少了，懂得并且善于应用经典理论指导辨证、圆通运用经方的中医太少了。而按照西医的思路使用中药的中医却大有人在。
如西医一说有炎症，要抗菌消炎，有些中医便认为是“热”，有“火”，而大上清热解毒类方药；西医一说动脉粥样硬化，要抗凝溶栓、改善微循环，有些中医便附和说是“瘀血”，而赶紧开一堆活血化瘀类方药及其制剂；西医一说是高血压病，有些中医便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肝阳上亢”，而立马用上“平肝潜阳”类方药，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这般不考虑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特点，不以个体脏腑阴阳整体平衡来辨证、立法、遣方，而简单地套用西医某些理论来开中药及中成药制剂，看似容易、简单、快捷，但实是思维上的懒惰，理论上盲从和弱化，严重脱离了中医独特而严谨的理论和思辨体系，疗效大打折扣。
我认为，要想成为明医和名医（首先是明白医），达到不辨治失误，对患者一诊（望闻问切）便知，出手即效，就必须学好《伤寒杂病论》，会用、善用、活用经方。但学好中医，特别是学好中医经典，的确是有一定难度的，是要投入对中医全身心的热爱、超人的精力和毅力来学的，正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所谓“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学好《伤寒杂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
的确，和西医相比，中医经典是比较难学、难掌握一些。但只要深入进去，长期不懈地钻研，扎扎实实地去学，一定能读通弄懂经典，学成后你将会感到其乐无穷。那些在学中医上浅尝辄止、浮躁不实、幻想一蹴而就的心态是不足取的。
至于书店里卖的那些什么“一百天学会中医”、“一百天学会开方”、“一百天学会针灸”、“一百天学会中药”等等“中医速成”之类的出版物，说系统不系统，说专业不专业，说科普不科普，不仅对学习和了解中医者是个误导，而且对患者也极不负责任，还降低人们对中医的信任度，有损中医的声誉。
我认为，每一个中医，都必须是也应当是运用经方辨证论治的高手，只有学好并善于运用好经方，才能真正突出中医特色，才能在西医难以治疗的大病、重症、疑难病（证）上大显身手，才能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必须下苦功，努力学好经典著作，特别是学好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目前，在学习经典中，我们应当铭记中医界的几位为弘扬和振兴中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并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是———
邓铁涛，一位不遗余力地为发展和振兴中医，倡学经典理论而鼓与呼的中医大家。
李可，一位真正掌握了中医经典理论精髓的实力派医家，在临证上努力实践经典理论，活用经方，大胆创新，确立了中医救治急危重症、疑难病证的地位，堪称的中医的脊梁。
刘力红，一位力倡活学经典，做真正的中医的睿智学者，一部《思考中医》，给许多在学习经典中处于迷茫、懵懂状态的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这些明白中医经典理论的大医，是真正的中医栋梁。
如何学好中医，学好中医经典，这里也可以用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的“治学三境界”作为诠释：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可以认为，第一境界是说，学中医经典，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了解中医，洞悉经典理论内涵，如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是说：学习钻研中医经典理论，做学问，振兴中医，成就中医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一番辛勤刻苦的、呕心沥血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说要像渴望恋人那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境界是说：经过反复学习、探寻、研究、创新，终于获得了成功。只要工夫用到，自然会豁然开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心有所得，临证挥洒自如，受用无穷。真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综上所述，一名真正的中医必须要具备高超的中医理论水平、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疗技术这三大基本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具有较高的中医经典理论素养。只有理论上精通，临床上才能清醒，技术上才能高明，疗效上才能超群，才能真正地济世救人。只有学好继承好经典理论，才能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经方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三阴三阳理论为基础，以书中所载之方为临床体系。由于卓越的临床疗效，近两千年来，历代医家均对其推崇备至，奉为临证准绳。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今临床工作中，有较多因素影响了经方疗效的发挥。本文剖析经方的临床运用现状，以期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提供更多思考。
六经辨证是经方理论的基石，也是经方临床的核心，从古至今，“六经实质”一直都是经方研究的焦点。六经实质是经方理论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过度地解读与发挥，也容易使得六经理论难以在临床中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伤寒论》与《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之名有相合之处，然《黄帝内经》本身对三阴三阳即有不同的解读与应用。细读《黄帝内经》可以看出，三阴三阳本身并不存在“实质”，而是阴阳理论的一种延伸。张仲景以三阴三阳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临床疾病与证候进行了总结与归纳，而研究与运用经方，自应以张仲景之所论述为依据。若过度地以与经方无涉的理论研究三阴三阳，容易造成对六经的过度解读。
《伤寒论》条文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如条曰:“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而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更是有“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的提法，后人将此称为“方证相对”学说，又称“方证相应”或“方证对应”。“方说”原是古人临床效验的原始记录。然而《小品方》又曰:“夫用故方之家，唯信方说，不究药性，亦不知男女长少殊耐、所居土地温凉有早晚不同，不解气血浮沉深浅应顺四时、食饮五味以变性情。唯见方说相应，不知药物随宜，而一概投之，此为遇会得力耳，实非审的为效也。”
可见“方证相应”是经方较为初级的理论形态，过度地拔高方证相应，在临床上容易造成在辨证中重局部而忽视整体、重症状而忽视病机的误区，导致张仲景经方法度的缺失，从而影响疗效。
经方之加减与合方，张仲景书中已有成例。经方加减，即成为了新的方剂。经方合方后原方之法度亦发生极大变化，如桂枝汤能调和营卫，小柴胡汤可使“津液得下”，而二者合方之柴胡桂枝汤功效即为“和其荣卫，以通津液”(《伤寒论·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对荣卫和津液的调节作用上升到了新的层次。由于法度之变化，原方之剂量亦需作相应调整。
观现今临床运用经方，直接运用原方者为数不多。加减与合方，是在病机转换之时，对原方理法的一种变通与延伸，其运用之法需要对经方理法有较强的驾驭能力。临床上见症加药、以方对症，皆容易出现过多的加减与合方，忽视了经方辨证处方的精髓，对临床疗效亦会产生影响。
如有医者临床亲验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多例遗精患者，加黄芪、党参，服用多剂未见寸效，遂守原方而去党参、黄芪，仅数剂而愈。还有医者使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白塞病时以原方效果最佳，而加大黄、生地黄、附子等效果均无原方理想;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加柴胡、防风则效果不显，改用原方即效。纠其原因，甘草泻心汤原为温里补中、蠲化水热之方，加大黄则更败胃气、加生地黄则更助水热，加柴胡、防风更是把温里固中的方子加上了解表之功，均与原方法度大相径庭。
方药剂量被称为中医的“不传之秘”，而经方药物的剂量更直接关系到每一味药物所发挥的功效。由于汉代至今年代久远，度量衡已发生变化，汉代的计量单位如两、铢等，与现代临床常用的“克”所代表的实际剂量存在着必然的差异。故现代对经方剂量的研究多集中在剂量折算上。与剂量的绝对值相比，经方组方中各药物相互之间的配比也不容忽视。同样的药味组成，不同的剂量取舍，即代表着不同的法度。如桂枝汤能解肌祛风、调和营卫、补养津血，加芍药则成桂枝加芍药汤，治疗津血更虚的太阴腹痛证，而加桂枝则成桂枝加桂汤，治疗寒邪束表、气上冲胸的奔豚证。原方比例的调整，意味着理法的变化。故经方的剂量选择，每一味药之增减皆有法度。单纯将目光集中在剂量折算上，而忽视每一药相互之间的比例与相应机制的研究，就有可能形成临床中经方剂量选择存在盲目性与随意性的现象。
经方中剂型的选择较为丰富，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栓剂、灌肠剂等。相同的组方，不同的剂型，对应着不同的理法。如同样是由水蛭、虻虫、桃仁、大黄组成的方剂，张仲景名之“抵当”，根据其主治病证之轻重不同，选择汤剂或丸剂。下焦瘀热，重症者少腹硬满，其人如狂，治以汤剂;轻症者，少腹满而不硬，治以丸剂。又如同样渗利下焦水热之方，兼有表证者用五苓散，以其尽散剂发散之能;兼有阴伤者用猪苓汤，以汤剂煎煮更有滋养之功。每一剂型的选择，都有其所应发挥的功效。现今临床上不论丸、散、膏剂，多以汤剂代替，或汤剂而以中成药之丸剂、片剂代替，无形中造成了原方理法的部分缺失。
经方的煎服方法对原方功效的发挥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汤剂的煎服法有着极为精细的要求，如煎药用水、煎煮时间、煎出水量、药物的先煎后下、去滓再煎、服药次数等。
然而现今随着自动煎药机的普及，加之生活节奏较快，经方煎药用水皆失去了讲究，煎煮时间亦较为统一，解表药、清热药、攻下药、补益药，时间皆无差异化;煎出剂量皆为ml，服药次数皆为一日两服，先煎后下、去滓再煎等较为复杂的操作更是无从谈起。如此，则经方的功效无法完全发挥，临床疗效亦会受到影响。
经方的基础研究，一方面可结合新的思路与方法，以期能进一步发展经方的理论内涵，然另一方面亦不应忽视张仲景所论之原意。基础研究中应该以张仲景所强调之理、法、方、药为核心，不宜过多地掺杂非经方元素，不宜一味地以经方之外的理论进行理解与研究，亦不宜过多地参考后世各注家的理论与学说。基础研究倡导回归张仲景原文，体会条文之间的内涵，以张仲景之文解释张仲景之方，能在临床上更好地驾驭经方理法。
经方的临证思维，应建立在详细的望、闻、问、切四诊资料的采集上，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析，把握胃气的虚实强弱、津液的输布离合、营卫的循行交会，形成病机上的整体把握，最后落实到三阴三阳病势的判定，并处以相应的药方。单纯地抓主证，一味地强调方证相应，或者草率地进行所谓的六经辨证，都有可能造成临床信息了解不足，以致对病机判断的失真、辨证处方的失当，从而影响疗效。
临床运用经方，宜重视张仲景原方组成、剂量配比、剂型、煎服法等，尽量去除影响经方临床疗效的制约因素，以原方、原量、原剂型、原煎服法进行临床工作，这样方能还原经方的真实疗效，为进一步总结与研究经方的理论和经验提供更充足的临床资料。
经方发展至今已逾两千年，历代名家皆自有发挥，使得经方的理论与临床熠熠生辉。由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现今的临床现状与古时相比有较大差异，经方的理论受到极大冲击，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因此受到了较大的挑战。结合后世诸家学说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经方研究并开展临床工作可以为经方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而回归张仲景原文、回归经方原旨，则更能还原经方临床的真实面貌，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奠定坚实的基础。
《伤寒论》言不虚发，句句皆有实践根据。我们一定要细致地抓好主证，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为了说明抓主证用经方的重要意义，试以个人的临床治例说明如下：
(一)小承气汤证甘肃张某，男，小学教员。自述身体太虚，来求补药。曾服人参健脾、十全大补等丸药，病不愈而体虚更甚。自觉头晕少神，四肢倦怠不欲劳动，不欲饮食，强食则腹中胀痛不支，大便秘结而小便黄赤。切其脉滑而有力，舌苔黄腻。辨证：此非虚证，乃大实而有羸候也。由于胃家实热内滞，而使胃气不顺，燥热上熏，则头目眩晕；腑气不利，则腹胀痛不欲食；气结于里，壮火食气，是以四肢无力。夫土气太过则成敦阜，必以泻药平之而方能愈也。处方：厚朴15克枳实10克大黄10克服药一剂，大便泻三次，周身顿感轻爽，如释重负，而腹胀头晕均蠲。(二)吴茱萸汤证丁某，男，53岁。主诉胸胁苦满，胃脘痞胀为甚，饮食减少，食后则胃胀更甚，口中多涎，呕吐涎沫，而头昏眩不爽，脉弦缓无力，舌苔水滑。辨证：此为厥阴寒证。厥阴寒邪则多动水，是以头目眩晕而吐涎沫也。《伤寒论》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是矣。处方：吴茱萸12克生姜15克党参10克桂枝6克厚朴12克服此方获显效后，又加减变化共服六剂而安。(三)芍药甘草汤证贾某，男，53岁。症状是左腿肚子经常转筋，发作时聚起一包，腿疼不能伸直。同时，患侧的大脚趾也向足心处抽搐，疼痛难忍。切其脉弦，视其舌红而少苔。辨证：阴血不滋，筋脉绌急而脚挛急。处方：白芍24克炙甘草12克连服四剂，而病不发。(四)黄连阿胶汤证陈某，女，25岁，未婚。患月经淋漓不止，已有几个月，面色萎黄，疲乏无力。心烦难寐，偶尔得睡，则又乱梦纭纭，反增疲倦。父母忧之，请为诊治。索其前服之方，率为温补涩血之品。六脉滑数，舌色红，舌尖尤甚。辨证：心火上炎，无水以制，故心烦而难寐，因阳亢而不能入阴也。心主血脉，心火盛则血不归经，而月经淋沥不止。夫心火上炎，实由肾水之不升。故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为本证之关键。处方：黄连10克黄芩6克白芍10克阿胶10克鸡子黄2枚共服五剂，月经方止，夜间得睡，心烦不发，饮食增加，其病得愈，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疗效。赵某，男，49岁。因患肝炎病来京治疗。患者口腔干涸，舌体极硬而卷伸不利，言语受到障碍。其脉沉弦，舌红绛而苔薄黄。初诊辨为：肺胃阴虚，津液不滋所致，用叶氏益胃汤而无效。复诊：证属阴虚津少，似无可疑，继投白虎加人参汤。然服药数剂，毫无功效可言，使人困惑不解。三诊：详细问其饮食起居情况，知夜间睡眠不佳，而心烦至甚，且失眠之后则口干涸更为严重。余聆其言，结合心烦失眠与舌红绛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方知此证为心火上炎、肾水不能上济的病证。不清其火，则徒劳无功，乃改用黄连阿胶汤。服三剂，夜即得睡，而口舌干涸顿释。(五)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尹某，男，32岁。因受惊恐而患病，症状为：头晕，失眠，睡则呓语频作，胸胁苦满，自汗而大便不爽，并时发癫痫。望其人神情呆滞，面色青，舌质红，苔白而干，脉沉弦。辨证：头晕、胸满、脉弦，证属少阳为病；汗出不恶寒、大便不爽，证又兼阳明腑热之象。此病得于惊恐之余，而时发癫痫，又与肝胆之气失和有关。《伤寒论》说：“胸满烦惊……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与此证极为合拍。处方：柴胡10克龙骨10克牡蛎10克生姜10克黄芩10克桂枝6克半夏10克生大黄6克铅丹4克(布包)茯苓10克大枣6枚服一剂，呓语不发，胸胁满去，精神好转。复诊：又加竹茹10克、陈皮10克。服两剂而病愈，癫痫随之亦愈。此证因余抓住了肝胆胸胁满和精神方面的主证，选用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因而取得了疗效。(六)猪苓汤证崔某，女，35岁。因产后腹泻，误认是脾虚，曾服不少补药，而病不愈。其脉沉而略滑，舌绛、苔薄黄，下利而口渴。初诊：作厥阴下利治之，投白头翁汤，服后不见效。复诊：自述睡眠不佳，咳嗽而下肢浮肿，尿黄而不利。聆听之后，思之良久，恍然而悟，此乃猪苓汤证。《伤寒论》第条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验之此证，小便不利，大便下利，肢肿而少寐，与猪苓汤主证颇为合拍。处方：猪苓10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阿胶10克(烊化)此方连服五剂，小便通畅，腹泻随止，而诸症皆除。由上述治案可见，抓不住主证，则治疗无功，抓住了主证，则效如桴鼓。然抓主证亦非容易，往往要几经波折，才能抓住。要做到抓主证，第一，要明伤寒之理，理明则能辨证论治，从而达到抓住主证的目的。第二，要熟读《伤寒论》原文，反复诵读，能够把主证记熟，在临床时才能得心应手。由此可见，“抓主证”是辨证的最高水平。我认为，抓住主证，治好了病，也就发展了《伤寒论》的治疗范围，扩大了经方使用，使人增长了才智，就能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